殡仪馆不是火葬场

你知道殡仪馆和火葬场的区别吗？有人说，不就是一回事叫法不同吗？前者叫的委婉一点，后者叫的直白一点。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简单，这种观点完全是认知的混淆。而这种认知的混淆导致的结果很严重，直接关系到人的尊严，弄不好就拿人不当人。

土葬和火葬

    人类的葬式（遗体处理方法）有各种各样，比如西藏的天葬（将遗体肢解拌上佐料喂鸟---日本人的说法似乎更为准确：鸟葬）、中国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悬棺葬、西方国家的壁葬、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水葬（将遗体投到江河湖海）、甚至据说南太平洋还有一些地区实行“腹葬”（将遗体吃掉）……文化风俗不同，葬法也就不同。但一般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主要葬式：土葬和火葬。

    土葬也叫遗体葬，也就是将遗体装入棺材（也有些地区装入瓮，或因为贫穷买不起棺材只用席子裹住）埋入土中；火葬则是用火将遗体烧成炭灰质（这个过程一般称之为火化），装入某种容器（中国木制骨灰盒多，欧美日陶瓷制的骨灰坛居多）后埋入土中，或者存放在宗教场所以及公共骨灰堂中。

基督徒出于“复活”的观念土葬（遗体葬）的居多；而对于佛教徒来说，人死了灵魂不灭生命可以轮回，遗体只是“臭皮囊”，所以火葬居多。中国古代基本上都是土葬，但历史上的一些时期和地区，受佛教的影响也有实施火葬的。比如《水浒传》里的武大郎就是火化（此处似乎用“火化”更为准确，因为最终葬到哪里作者并没有交代），不过古代的燃料都是用木柴。现代的火化最初有用煤的，现在都用柴油或天然气或电，但是僧侣还是用木柴居多。信奉佛教的作家金庸就是在寺院里用木柴火化的，当然用的是上好的香木。

    比起遗体，骨灰的体积要小得多，埋葬所占的空间也少一些，可以节省土地，而且火化还可以防止一些传染病的扩散，所以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提倡火葬。比如日本，火化率竟高达99.9％。

中国早在1956年4月27日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并在《自愿死后遗体火化倡议书》上带头签字，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152名中央领导签字，揭开了中国推行火葬政策的序幕。

    63年过去了，在《自愿死后遗体火化倡议书》上签了字的人除了毛泽东（保存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堂里供人瞻仰）和许世友（虽然是和尚出身，却选择了土葬）外绝大多数都火化了，其中周恩来和邓小平还选择了没有保留骨灰也没有坟墓的空中撒骨葬，而中国的火化率也紧紧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超过了50％。尽管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不尽人意的事情，但只从数字来看应该说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遗体处理和追悼

    然而，你没有感觉到中国人去世后似乎还缺失一些什么吗？“殡葬暴利”、“墓太贵死不起”、“死人和活人争地”......每到清明，不知是代表着良心还是为了吸引眼球，一些媒体就会对殡葬业口诛笔伐；这两三年政府似乎开始重视殡葬问题，为整治殡葬界的乱象采取了一些举措，但大都集中在抓火化率、限制大墓豪华墓、提倡节约土地和丧事节俭、以及强调殡葬的公益性这几个方面。而广大民众则一方面对殡葬业心怀不满，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只知道没有做到“逝有所安”，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更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逝有所安”，以为就是“人死如灯灭”、“人死万事休”，骂上几句也就不再多想。

其实，殡葬业所有的问题都源于认知问题。没有正确的认知，就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从前有句话叫“死无葬身之地”，是对一个人的人生最凄惨的描述，或者是对人的最恶毒的诅咒。相反对人生最后的一点需求则是“死有所葬”。后来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我们又改说成“逝有所安”。“逝”是对“死”的庄重的说法，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对动物就不这么说）；“安”则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安葬”和“安慰”。“安葬”指的是妥善处理遗体（无论是火葬还是土葬还是其他葬式），主要是物理层面的事情，反映到实际工作中就是火化和埋葬（或保存）；而“安慰”则是指包括传承逝者精神财富的对家属的悲伤慰籍，主要是精神和情感层面的东西，反映到实际工作中就是包括入殓、守灵、告别等内容的殡仪服务，简单地说就是追悼（过去也叫祭奠）。显然，这么多年中国的殡葬改革主要是将精力放在“处理遗体”方面了，甚至连“妥善”都还谈不上。对于属于精神和情感层面的追悼，做得远远地不够，或者说一直被忽略了。而这个被忽略了的才是人类特有的本质的东西。

曹操对典韦为什么一祭再祭

    公元197年，曹操征战张绣，张绣在宛城降曹。可是几天后张绣因为曹操纳了其婶而感到耻辱，在贾诩的谋划下突然反叛，偷袭曹操大战宛城，打的曹操措手不及。曹操的部将典韦救了曹操的性命却英勇牺牲。事后，曹操招募间谍取回典韦的遗体，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祭礼，在仪式上放声痛哭，后派人送回故乡襄邑安葬。第二年曹操行军路过淯水，又特意屯驻军马大设祭筵，哭而祭之，并对大家说：“吾折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独号泣典韦也！”众皆感叹，三军无不感慨。

    大家知道《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尊刘贬曹的，写了不少曹操的坏处。可是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三国里面很明显魏国的人才最多，猛将如云谋臣如雨，而且团队也比较安定，很少有叛逃的。这就和曹操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爱护人才大有关系啦！仅从曹操对典韦（还有早逝的郭嘉）的一祭再祭，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在乱世中曹操可以脱颖而出，三国中魏国最强了。当然不能否认曹操对典韦的感情，但他一祭再祭显然是给活人看的，而且也确实起到了加强凝聚力的作用。顺便提一句，在历史上的君王中曹操是提倡薄葬的。

    再看作为反面教员的袁绍，他的大将颜良和文丑被关羽斩杀，他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悲伤的样子（哪怕是作戏呢），却轻描淡写地说“我有云长，胜似他们十倍！”这位薄情的袁老板情商显然也不高：关羽为了活下去暂时归降，听到他这样的话怎么可能真心归顺他呢！后来不仅关羽，那些原始股的老兄弟们也都众叛亲离。

 往事越千年。“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这是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上题为《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可以说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丧葬观。

    我觉得作为唯物主义者的毛泽东在对待死亡问题上能够认识到并强调“追悼”，这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毛泽东提倡用开追悼会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作为一个革命领袖，他还说出了开追悼会的另一个功能：“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刘胡兰---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为了革命事业而被敌人用铡刀杀害，毛泽东听说后久久不能平静，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关荣”八个字。战争年代，领袖的生死观激励了很多进步的中国人，共产党取得了天下。

追悼需要时间和空间

    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毛泽东所提倡的用开追悼会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做得怎么样了呢？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这些开国元勋（特别是毛和周）庄严隆重的追悼大会（葬礼）的场面通过新闻纪录片（那时电视还没有普及）传遍了中国大地，也寄托了尊敬他们的民众的哀思。1997年，邓小平去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大会庄严隆重，受到改革开放恩惠的中国人不仅在电视上看到，而且还自发地用降半旗、默哀等自己的方式来追悼这位改变了中国命运的老人。这些革命领袖的葬礼（追悼大会）庄严肃穆、严谨隆重，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代表着中国殡葬文化的最高水平。

可是老百姓呢？虽然毛泽东说过要把开追悼会的方法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可是谈何容易啊！有些事情用行政手段可以做到，而风俗习惯的改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有时太激进了，过犹不及。现在广大农村地区基本上还是按照百年之前的旧民俗在办丧事。而城市呢，只有一部分人开追悼会，其内容大都是很简单的“一三一”---放一段哀乐、三鞠躬、围着遗体转一圈儿。很多时候，逝者家属还没反应过来，“追悼会”（葬礼）就已结束，就进入了火化的环节。为什么会是这样草率呢？我了解了一下，原因是“没时间、没地方”。

    我做了个统计，也许不够精确，但是不会差到哪儿去。

    日本的人口是将近1亿3千万，共有殡仪会馆9000所，平均不到1万5千人就拥有一所，所以他们可以守灵3天，从容地和逝去的亲人告别，恰到好处地宣泄悲伤的感情，不留太多的遗憾，比较自然地回到日常生活。

    中国的人口是13亿多，共有殡仪馆（火葬场）1500所左右，每所殡仪馆按有3个告别厅计算，那么应该有4500个告别厅，平均30万人一个，仅仅是日本的20分之1！这也就难怪“没有时间、没有地方”了。其实，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常识：追悼需要时间和空间。

    “没有时间、没有地方”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客观自然现象，而完全是人为的。实施了多年的《殡葬管理条例》中规定，人去世了必须直接拉到殡仪馆（火葬场），禁止由民间的车辆将遗体拉到其他场所，实际上这就形成了垄断。既然是垄断，那么就没有竞争，也就不会有优质服务，还会产生腐败，当然也会产生暴利，比如：骨灰盒不准从外面带进来，只能用他们用不到百元进来却卖上千元的。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同样，垄断产生暴利，绝对的垄断产生绝对的暴利。殡仪馆被绝对垄断（当然也有承包给民营企业的，但垄断的性质是不变的），骨灰盒就成了绝对的暴利（也有个别价格正常的殡仪馆，那就是个别人的良心了）；公墓网开一面，既有一部分民营公司参入，又有一部分所谓公益墓，所以价格虽然也还是很贵，但除了一些只有公营公墓没有竞争的城市，贵就是相对的了。这次《殡葬管理条例》修改稿中出现了“殡仪服务站”和“社会治丧场所”的文字，现在还不太清楚是否可以由民间的车辆将遗体拉到殡仪馆（火葬场）之外的场所（比如“殡仪服务站”和“社会治丧场所”）。如果还是不可以的话，那么既使允许建立“殡仪服务站”和“社会治丧场所”，允许民众守灵和告别，那也只是灵魂与遗体不在一个空间的守灵和告别，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殡仪馆不是火葬场

    死亡是生命的终点，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善待死亡，就是善待生命，也就是善待我们自己。殡葬改革不应该仅仅是片面地提高火化率，也不仅仅是节约土地和节俭薄葬，更应该顾及逝者的尊严和生者的感情。如果说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无法做到，在物质极其贫乏的困难时期很难做到，那么在物质生活相当丰富的今天，我们是没有理由做不到的吧！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参考同属东亚受儒教文化影响的日本的做法：将殡仪会馆和火葬场分开，后者基本上是政府建造的公共设施，主要功能是处理遗体，带有较强的公益性色彩；前者则由民间公司运营，主要业务是守灵和告别式，彰显逝者的尊严并抚慰生者的悲伤情感，在市场化的竞争中提高殡仪服务的质量。

殡葬文化是和儒家的孝文化有关系的。孔子在被弟子问及怎样尽孝时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父母健在的时候，我们要有礼貌、尊敬爱护他们；去世的时候，要为他们举办有尊严的葬礼安葬他们，并以礼仪来祭祀他们纪念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称得上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完）